2018教师暑期海外研修总结: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徐合 (堪培拉)

发布日期: 2018/12/06      浏览次数: 208   返回

    今年7月,我有幸在上海师范大学的组织下,与另外四名来自不同学院的教师,共同前往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进行为期两周(2018.7.29-2018.8.11)的暑期实践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但却是一段难忘和珍贵的时光,点点滴滴至今仍记忆犹新。写下这篇报告,既是对自己在堪培拉大学学习和生活的一份回顾,也是对自己前段时间的收获做一个及时的总结。

一、堪培拉大学教育课程学习

作为澳大利亚新兴大学之一,堪培拉大学创建于1967年,位于首都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第一所专门为高等职业教育和英语培训而建设的大学。堪培拉大学因其在应用研究和教学方案上十分注重专业化的需要而声名显赫,同时被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院评为澳大利亚最佳10所大学之一。堪培拉大学教学模式灵活多样,开设的学位课程国际化,其中包括会计学、工商与信息技术等。学校的教学宗旨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注重课程的实用性,注重实践和实习,因此毕业生就业率高,职业认证广受好评。

在这次的两周的学习交流过程中,堪培拉大学组织了8次讲座,分别针对“介绍澳大利亚及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关于学习的评价和对于学习的评价”、“二语习得和学术英语技巧”、“利用数据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比较教育和跨文化视角下的教与学”、“可持续教育:适用于全球性的当地教学法”、“教师的户外学习和领导力”、“课程回顾与反馈”等主题进行探讨。作为一名非师范专业出身的工科专业课教师,这次培训不仅强化了我的教育理论知识,并且也对中西方的教育差异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

从课堂来看,中国的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以听为主,鲜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们的头脑中,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说,他们坐在那里听,也不习惯从自己的同学那里相互学习。以我教授的应用化学专业三年级《新能源材料》课程的学生为例,当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小组讨论的时候,下面真正参与讨论的同学很少,而当我进行评述或者解说的时候,学生的注意力明显集中了许多,可是仍然只有少数学生愿意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澳大利亚的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课堂上以参与为主,积极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从小组作业和讨论中学习。课堂是交流知识的场所,教师只是课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真正的学习主要是在学生间进行的。

从教学方式来看,中国的教学大多数以灌输知识点为方式,只是被动地接受以及记忆所得到的知识点,因此学生学习没有积极主动性;而澳大利亚的教学以引导为主,提出现象,寻找有趣的切入点,以引起学生对该课题的好奇心,从而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

从学习侧重点来看,国内对于学生的检测大多以考试的形式,强调学生能够从试卷中反映出他/她记住了多少老师所教授的知识点,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而澳大利亚大学对学生的评估是多样化的,考试只占了极少一部分,大部分评估以论文和报告的形式完成。无论是考试,还是论文或报告,老师在评判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学生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运用批判性思维方式以及体现创新性思维。

从培养目的来看,中国的教育经常要求学生要有集体感,向某一目标看齐,要跟别人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就会产生问题。还有诸如“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警示语很早就被教给孩子。而澳大利亚的教育虽然也强调合作精神,但是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他们更注重个性发展和张扬。跟别人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是自我个性的发挥,我自己怎么样跟别人无关,别人也没有资格来评论。所以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和西方国家强调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导致了教育结果的差异。中国的学生喜欢“随大流”,只要不挂科就行了,而忽略了课程本身的知识性和启发性。澳大利亚的学生注重我从这门课上学到了什么,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不同的文化根源对于教育具有重要影响,而决定人类文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所处的客观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起源于农耕文化,且源远流长,滋生了人们求稳定,安于现状的农业文化心态,表现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则为重理论,轻实践,缺乏创造性,与社会实际脱节。并且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思想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以政治为本位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从而重政务轻自然,认为“技术”乃“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不可与读书考取功名相提并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千年来占主导地位,导致人们往往以学历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社会地位,而非对个人和社会的实际意义。在竞争激烈的城市,拥有一张更高一级的文凭或者学位证书将会增加应聘者的竞争实力。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有教无类”,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金榜题名”的观念决定了应试教育一直是教育的主流。

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太地区,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由于它与英国的历史渊源和亲密关系,传统意义上仍被称为西方国家。它的思想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都是过去数百年间从其他国家,主要是从被称为“母国”的英国移植过来。在教育制度上,澳大利亚既沿袭了英国的传统精华,又去除了糟粕,这和数百年来形成的以白人为主,包括土著人和其他各州移民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无不关联。澳洲广裹的国土,稀少的人口也使得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实践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二、堪培拉初、中等教育实地体验观摩

这次培训活动组织我们实地观摩了澳洲幼儿园(Southern Cross Early Childhood)、小学(Holy Family Primary School)、初中(Alfred Deakin High School)和高中(Narrabundah College4所学校,让我们亲身体验了澳大利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现状。澳大利亚的普通教育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初等教育阶段为七年,中等教育阶段为五年。中等教育阶段前三年为初中,后二年为高中。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属于免费义务教育范畴,高中教育不属于免费义务教育范畴。

教师不论是在中国教育还是西方教育中都承担了重要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澳大利亚,学生们跟教师处于平等地位,他们被鼓励向老师提问,直呼老师的名字;中国的教师在课堂上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是全能的,无所不知的,而且教师或者课本所说的就是真理,学生不可以质疑老师或者课本,对老师的质疑是对老师权威的一种挑战。在中国,教师的言谈举止被要求总是稳重端庄、落落大方。教师自己在仪态方面也需格外注意,不化浓妆,在服饰、发型方面不要过分追求华美,以美观大方、文雅庄重为原则,饰品也不宜过多;而在澳大利亚,教师常常衣着更为随便。此外,在中国,课堂被视为严肃正规的学习场合,教师和学生在教室里一定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在澳大利亚,教室里没有固定的位置,教师与学生都可以在教室里任何想坐的位置站或坐,而且教师们更注意课堂气氛的活跃,不大计较言谈举止,教师随性坐在讲桌上授课,伴随着夸张的面部表情及肢体语言、富于感染力的声音和眼神。在中国,总体上说来,教师的地位是高于学生的,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命令以及学生对于教师的完全服从上;而在澳大利亚,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老师不仅是引导学生学习的领路人,更是与学生交流、互相学习的伙伴。

澳洲则往往不太重视对知识的考核,所以学生基本没有要死记硬背的东西。相反,澳洲教师很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他们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澳洲的老师很少布置书写作业或练习题目,小学从预备班到 3 年级基本没有书面作业。即使布置作业也读后感、手工制造和外出社会调查等。澳洲教学比较注重直接经验的获取,学生多以探究的方式获取知识。学生成绩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你不学习没人会逼你,因为学习好坏是你自己的事情,学到多少也是自己的事情,考不考上大学更是自己的事情(澳洲每年只有大约30%的人能考上大学),没人会干涉。在这里,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不存在强迫。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那么不管结果怎样,你都要独自承担。澳洲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兴趣而不是考试的分数,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是快乐的。

在澳洲,家庭同样担当着重要的教育角色。家长对孩子成长的帮助是通过给孩子提供各种机会实现的,而不是强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家长们都知道,孩子个体发展不是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孩子的成长中,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名人,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没有太好的天赋时,就会让孩子习一技之长,帮助孩子将来在社会上有所擅长。

此外,中澳教育理念的差异还可以从学生的理想以及老师对于学生的理想所给的反馈看出来,在学校教育中,理想是个共同的话题,不论中西。中国的教育要求孩子要有“远大的”、“崇高的”理想,因此当科学家、航天员、医生、教师都是最常从中国学生那儿得到的答案,如果有学生提出他以后想要开卡车、扫马路,会被斥责为“没出息”;而在澳大利亚,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是平凡的小理想是被鼓励和保护的,他们认为只要是理想,就是一样的美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堪培拉大学学术交流

在本次的暑期实践交流过程中,我们每个老师有机会和相近研究领域的堪培拉大学教授进行学术交流。马万里教授是一位华裔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人类生物信号、异常的发现和检测、数字证据收集和分析和网络安全等。他对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个人的卫生保健系统尤为感兴趣。从2011年开始,他一直积极从事跨学科研究合作,特别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技术,如利用信息技术大量生产廉价传感器供个人使用,由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提供客观、全面的个人健康信息等。在这次的交流学习中,马教授带领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以及智能机器人模型,跟我交流了许多目前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知识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对于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相结合的可能性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除此之外,由于马教授还是学院教学副院长,所以他邀请我参与了本冬季学期开始重要的一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例会和数学系培养方案的修订讨论会,向我介绍了澳大利亚大学这边的教育行政体制以及学生期末成绩的质量评估方法,并就中澳两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中面临的主要挑战给许多重要建议。

四、总结

这次在堪培拉大学,虽然只是短暂的两周的暑期交流,但这一个月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它们将会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里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给了我这样一个提升学识、开拓眼界的机会,感谢交流旅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每一个人。